内容摘要:内容摘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我们习惯把“五四”以来到1949年的新文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但“现代文学”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自“现代文学”这个命名诞生以来,学界对于“现代”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就各有说法。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新的命名的出现,更是显示出学界对以“现代文学”指称“五四新文学”(也就是1917—1949的这段文学)的某种焦虑和某些不同的思考。

关键词:商人;文学史;影响;新文学运动;知识分子与;关键词;形成;中国文学;助推器;交往

回顾现代文学学科及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焦虑一直都存在。一个显在的表现是: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长,但与它起止时间相关的一些问题却反复争论不休。现代文学究竟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它的研究框架是基于时间划分?还是基于性质判断?通俗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不是现代文学?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文学”的“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冠名问题,而是涵盖了对这段文学根本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我们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不是一个延续唐宋元明清古代文学而来的自然时间概念,也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某种指涉,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判断,将来世界看待中国的文学,很有可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现代文学。这才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根本价值。对这一点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重构中国文学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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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文学史命名无关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在对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五四”文学革命刚刚落幕,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五四新文学进行总结的相关论著。但是在这一阶段,如何定义五四新文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概念交替出现。

  关 键 词:交往 新文学运动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文学四要素 公共领域

“新文学”的命名比较普遍,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1934)、《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1935-1936)等等。而进入50年代,对于新文学的总结和评判更是成熟,如《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1951-1953)、《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蔡仪,1952)、《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1956)等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基本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资源。运用“新文学史”的命名,一方面直接针对“旧”文学,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区分开,将新文学视为独立的、不同于近代文学的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包含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接的意义。比如在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中就这样定义了“新文学”的性质:“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再比如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强调新文学史课程应该“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据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等人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第一条即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可见,强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是这一阶段“新文学”命名的一个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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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则比较复杂,它并非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早在1933年,钱基博就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只不过他所谓的“现代”指的是1911-1930年之间,也即辛亥革命开创的“现代”,这本文学史著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诞生发展视而不见,对整个新文学都基本持否定态度。另外也有少数以“现代文学”命名的文学史著作自新文学发生写至成书年代,主要指称“现时代”的时间概念,如《现代中国诗坛》(蒲风,1938)、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等。在使用“现代文学”命名的诸多文学史著作中,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特别值得注意。丁易1954年任教于莫斯科大学,并在莫斯科病逝,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史略》的体例特征也与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非常接近。这主要表现在《史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调,对鲁迅经典地位的特别突出(对应于高尔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打乱“文学史”线索而将“论”(革命史和文学理论)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使用“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当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方面,50年代正是“冷战”阵营美国提出“现代化理论”的时期,由此展开两大阵营的竞赛,那也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度膨胀的年代;而另一方面,50年代以来一些译自苏联的文艺理论参考书,开始普遍地用“现代文学”来指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将“现代”界定为“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到现阶段的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从5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现,大多数都采用了“现代文学”的命名方式,如孙中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程光炜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普遍地用“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也是为了突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的涵义。事实上,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破除近、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立,“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双重坐标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即使我们讨论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特征,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融这个总的文化背景。”在此之后,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等一批文学史的出版,都体现了各个学者以整体观审视20世纪文学发展脉络、重建文学史研究框架的尝试与努力。

从新文学、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对这段文学史的不同思考,这些思考明显带有各自不同时代的背景特点。而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不仅是这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历史,而是一种从“五四”生发出来的,开启了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完全不同转型的“大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是一个才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完成,仍然在发展建构当中的概念。以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这个意义认识不足,将其等同于文学史层面的“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其实是不到位的,甚至是两回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与文学史的命名无关。

新文学之“现代”与现代文学之“新”

我们往往将最近发生或者刚刚出现的事物称为“新”,从一个简单的时间逻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距离我们更近,更有当下性,比较而言是一种更加新质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当代文学称之为“新文学”,而将离我们相对较远的、相对越来越历史化的五四新文学称为“新文学”?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时间远近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学性质变化的问题,因为五四新文学是最靠近传统的那个点,因而它的变化也具有根本性,它开启了“现代”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不同于几千年古代传统的,是全新的,是会长久新下去的,是在动态中国不断发展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