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曾说,历史如长河没有尽头。立足于历史长河中,能回顾过去,审视现在,还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

  魏宏运:1951年留校后,我开始摸索并撰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研究兴趣逐渐浓厚起来。同时,吴廷璆先生吸收我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负责中国近代史的审稿工作。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讨论稿件的审阅情况,吴廷璆、杨生茂、郑天挺、雷海宗诸师均参加。诸位前辈的言行让我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学术动态,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对我的成长意义重大。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调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安排我为中文系和外文系讲授“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让我在实践中锻炼。1956年我又为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从此开始在近现代史领域求索。

  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尽管书籍、文献等记述了大量近代史实,但有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的资料却格外缺乏,通过调查研究则可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与知识。

  早在学生时期,吴廷璆先生就曾带领我们十几位同学到北京聆听范文澜先生的教诲。郑天挺先生来南开后,我担任历史系秘书(后称系助理)。他常带我到北京去,接触了众多学界领军人士,如郑振铎、沈从文、吴晗、单士元、尚钺、翦伯赞、周一良、邵循正、张芝联等。从中,我获益匪浅。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风,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

  魏宏运是近一个世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研究者,与他交谈仿佛就是在与一部特殊的历史对话。谈到他所热爱的史学,魏宏运声音洪亮,目光炯炯,似乎又站到了讲台上,全然不像一位年届九十的老者。

内容摘要: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积累。只有将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现问题。

  探究现代史甘做拓荒者与老黄牛

  另外,多读一些哲学理论书籍也有助于史论结合。我曾读过施存统、刘若诗译著的《辩证法浅说》和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我喜欢阅读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常翻阅《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人非生而知之,我信奉开卷有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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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展研究的?目前中国现代史研究有哪些发展和不足?

  如同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一样,中国现代史也曾被认为不是一门“学问”。正是魏宏运与同道一起,开拓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园地。因而,他被称为中国现代史的拓荒者和“老黄牛”。

AG真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根据真实的史料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往往真伪混杂。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辨析史料的真伪?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

  他告诉记者,“我的命运有三部曲。”从乡村到西安,从西安到京津学习,历经风雨之后,又重返教坛、出国交流——他走过了坎坷波折又充实不凡的人生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历史学领域已辛勤耕耘六十余载,对历史学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透过明亮的玻璃窗,阳光洒落魏宏运的面庞,他脸上的皱纹似是历经沧桑风雨的烙印,也是从历史中探求智慧的见证。

  魏宏运:我对历史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常给我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稍长,又教我读《左传》、《读通鉴论》、《古文观止》等。对历史的爱好始于中学时期,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读书时,老师多为北京大学毕业。创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的李敷仁,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让我销售报纸,给我看延安出版的书刊。著有《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的武伯伦讲授历史课。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雷先生中西兼通,因为认为我们年轻教师功底不够,雷先生在家里给我们三个年轻教师补课,郑天挺先生、杨志玖先生等也来听。”对这段“补课经历”,魏宏运依旧记忆犹新。他特别感谢吴廷璆先生,“是他给了我留校任教、研究学术的机会。”

关键词:

  “只有肯付出的人,才能获得历史老人的垂青。”这既是魏宏运长期研究历史的感悟,也是他培育学生的宗旨。

  魏宏运:中外学者的互动,让史学研究有了新气象。改革开放以后,我曾经5次到美国、日本,2次到欧洲,3次到澳大利亚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会,结识了不少汉学家。他们大多懂几国文字,知识广博、阅历丰富。1983年至1984年,我作为富布莱特教授,在美国蒙大拿大学讲学两个学期。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喜欢提问题,教师当场回答。我在讲鸦片战争时,一个学生问到,美国没有参战,为什么也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我讲《中俄北京条约》时,一个学生提出:“沙俄以什么理由占领中国领土?”这样的问题都是有启发性的。一位教授几次与我讨论冷战问题,我感觉他们很关注现实,美国学者的文章论述较多,日本学者的文章则具体叙述多。我们应该取其所长,补己之短。

  在史学界同行看来,中国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与魏宏运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先后被百余所大学的中国现代史专业选作基础教材,并销往海外。

  1、初涉史学殿堂

  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魏宏运领记者来到另一间房,三面墙都是旧书,他称之为“书库”。魏宏运的夫人说,“藏书是他的唯一爱好。”临东窗的旧桌上也堆满了资料、文稿。房中央堆起一摞摞书籍,使书库形成“回”字形格局。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南开学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勤勉踏实的学风对我影响很大。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冯文潜、滕维藻、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等先生都给过我教导和指点。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开设的课程也逐渐由基础课向专业课转化,先后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研究、南昌起义、土地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概论、博士生专业英语等。1982年,我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1956年,国家教学计划里有了中国现代史。魏宏运开始讲授“中国现代史”课程,并在近现代史领域深入探索。然而,作为拓荒者,他的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买了《冯玉祥日记》等书,但只有史料,“怎么也串不起来”。后来他领悟到,只有史料,没有理论分析,研究就失去了灵魂。为此,他开始阅读理论分析性强的材料。“《新青年》、《向导》对我帮助很大,有分析就有灵魂。”

  历史研究不能只就事论事,停留在事情的表象。譬如,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历史学者就要探究其背景、目的和影响,认识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承认其侵略暴行的本质,也是中国和韩国坚决反对的原因。日本当政者粉饰其侵略行径,这是东亚各国都应该警惕的。

  【核心提示】在魏宏运看来,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尽管书籍、文献等记述了大量近代史实,但有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的资料却格外缺乏。通过调查研究则可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与知识。魏宏运曾说,历史如长河没有尽头。立足于历史长河中,能回顾过去,审视现在,还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

  我也经常鼓励学生要站在八里台,胸怀全世界,多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只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才能扩大我们的视野,深化我们的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

  历史研究不仅限于撰写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对自己都大有裨益。我撰写了《孙中山年谱》、《魏宏运自订年谱》,和梁寒冰主编过《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独立主编过《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民国史纪事本末》(8册)。

  “南开一号”是诸多南开人对魏宏运的敬称。这一称号来自一段分房经历。当时,按照学术地位、供职时间、职位高低等多个标准排位,前后三次分房的公告中他皆名列首位,“南开一号”便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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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如约来到南开大学西南村魏宏运先生家中。迎面的墙上悬挂着范曾手书的匾额:“南开一号”;客厅宽敞宜人,南侧一排书柜装满了书。

  只有将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现问题。我受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启发,开始研究武汉革命政府。先到天津、北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后又在吴于廑、肖致治先生的帮助下,在湖北省委党校抄录《民国日报》。基于此,我陆续写了七八篇文章,并发表在《历史教学》上,有学者将其称为率先研究武汉政府之作。

  魏宏运是一位“老南开”。1948年,他转学至南开大学,此后留校任教,再未离开过这座学府。1952年,郑天挺、雷海宗两位学术大师因院系调整到南开任教。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强了南开史学的阵容,也深深影响了魏宏运的成长。

  攻读历史专业缘于偶然。1946年中学毕业,因为仰慕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我报考了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学习四书五经、《书目答问》、史学要籍介绍、中国断代史、西洋史、英语等,有了一点国学基础,外文也有较大进步。1948年,出于学费、生活费的考虑,我转学到国立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时,承蒙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先生和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的器重,让我留校任教,至今已60多年。

内容摘要:在魏宏运看来,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尽管书籍、文献等记述了大量近代史实,但有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的资料却格外缺乏。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责任编辑:陆畅。

  据了解,1984年以后,有关抗日根据地的著作、回忆录、资料和工具书已达140部以上,文章有600多篇。研究内容丰富多彩,从毛泽东思想、中国历史道路到一些具体政策的背景,从宏观理论的探索到人物、事件的评述,从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到考察一个村的农民生活,从政治体制到秘密社会组织,都在研究之列。根据地历史的研究,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更专门化、分工更细,出现了灾荒史、金融史、宗教史、教育史、少数民族史等。1978年前的研究主要侧重政治史,之后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可喜局面。但也出现了碎片化的问题,学者往往只讲一个问题,缺乏宏观的论述。这值得注意。

  命运三部曲从贫民之子到“南开一号”

  4、史论结合是治史之本

  魏宏运经常教育学生,珍惜时间、刻苦读书,立足八里台、胸怀全世界,与国际学界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改革开放之后,他曾多次出国交流或讲学,结识了很多汉学家。在美国讲学时,他所讲授的中国历史引发了“洋学生”的极大兴趣。

  魏宏运,1925年2月10日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48年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锲斋文录》等,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简明教程》等。

  寻源头活水走出书斋做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在与学界前辈的交往中,有哪些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