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作家生态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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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写民国才子才女的书多得不得了,但大多数都是聚焦在那点八卦上,或谈情感或谈纷争,总之就是那点儿破事,翻来覆去地说。如今,这股民国题材热已由图书延伸到了影视。由霍建起执导、小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刚刚上映,据说八卦情史已经淹没了人物命运。八卦看多了,就会让人产生“一地鸡毛”的破碎感和无聊感。所以,本期文化专题,我们将话题延展开来,一同看看民国时期作家的生存态。看看与萧红齐名的女作家都有谁?她们都在作品中关注了什么?她们各自的命运又如何?那个时期的作家是如何成名的?也是给报刊、杂志投稿吗?还是需要有人提携?那个时期文学杂志是不是很多?作家的稿费又是如何……为了解答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和对张爱玲特别有研究、《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的作者闫红。听听他们怎么说。(军辉)

萧红

被问到像萧红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经久影响力的作家还有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给出的答案是:冰心、丁玲、张爱玲。陈子善说,她们三位各有特色、各具千秋。冰心以文笔温婉、歌颂童心见长,丁玲对知识女性的苦闷叛逆有着非常深刻的探索,张爱玲则是以华丽的笔触写出人性的弱点与人生的苍凉。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导演许鞍华新片《黄金时代》上映,全明星阵容尽管没有带热票房,但萧红的人生故事在当代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这位英年早逝的民国女作家,文学天赋极高,命运更具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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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包括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等。她们的人生遭际,文采风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魅力。她们被不断地发掘、谈论,同时也被不断地误读、遮蔽。

冰心:以纯情之笔赞美母爱童心

情感观比当今女性还前卫

原名谢婉莹的冰心,1900年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父亲谢葆璋担任过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还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霍建起拍的传记电影《萧红》去年三八节上映,其中有这样一幕:萧红和恋人萧军、追求者端木蕻良三人并排躺在一张床上。端木蕻良躺在右侧,隔着躺在中间的萧军,带着一脸殷勤,向躺在左侧的萧红表达仰慕之情。萧军不服气,和端木争辩起来,虽然谈的是文学,言辞中却不乏醋意。电影之后的情节是,萧红与萧军分手,跟着端木走了。

冰心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

逃婚、私奔,被迫与不爱的人同居,又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另一男人相好。萧红的人生经历太有戏剧性,在年仅31岁的一生中,至少先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这类经历放在今天也让人目瞪口呆,成了电影青睐的素材。这些在《萧红》和《黄金时代》里都有表现,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电影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

1923年,冰心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萧红的情感太复杂,没遇到一个好男人,一生特别坎坷。现在隔得远,可以通过电影来讲一些事情。”知名书评家止庵对民国作家多有研究,不过,他又说,“跟萧红的情感史相比,丁玲的经历更复杂、更前卫。”丁玲身上曾发生过一段有名的“三人行”,两位男主角一个是胡也频,另一个是冯雪峰。其时三人都是文学青年,丁玲本来和胡也频谈恋爱,但发现自己还爱上了冯雪峰,遂提出三人一起生活,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同意了。这段“三人行”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也够惊世骇俗。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

而民国女作家林徽因的情感故事也绝不逊于萧红、丁玲,毕生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林先生的家里总有三个人,二男一女的结构,子女不算在内。但大家都很有分寸和默契,属于绅士型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主编过林徽因的传记,他直言林徽因的婚姻观念很自由,处理夫妻关系非常前卫,生活方式超越当代。但林徽因很幸运,有一个包容的爱人,和梁思成始终维持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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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家中办过很西化的文化沙龙,聚拢众多男性文人,常客有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还有林徽因和梁思成学界的亲友。这也引起冰心、凌叔华等同辈民国女作家的嫉恨,冰心的小说《太太的客厅》就直接影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林徽因的反击也有个性,其时她从山西考察回来,遂把一坛醋捎给冰心。“圈内男性很喜欢她,圈外女性都不喜欢她,有嫉妒的成分。”王一珂说,冰心、凌叔华的文学成就可能比林徽因高,但确实不如林徽因那么漂亮和有魅力。

丁玲:直视知识女性的叛逆苦闷

在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看来,民国女作家的婚姻观、爱情观都非常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打破父权、夫权。那时,女性流行背叛大家庭的束缚,婚姻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约束力,才出现这样一代女作家。”他举例说,萧红、丁玲都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逃离了闭塞的旧家庭;又如出身官宦大家庭的凌叔华,恋爱婚姻很风光,情感史也很复杂。“民国女作家有深刻的思想意识,像林徽因最早接受欧风美雨、新文化影响,不再遵从三从四德的观念,跟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彻底断裂。”王一珂认为,这些民国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某种程度上比当代女性还要先锋。

生于1904年的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经常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

人生作品遭误读和庸俗化

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的是“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颓唐的“时代病”体现在莎菲女士身上,包括病态的反抗,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不服从包办婚姻,为此进了修道院。后被日本人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被解救出来回乡后,却受到乡亲的冷眼;《在医院中时》,写的是知识青年陆萍满心热情从国统区投奔延安,却遭受非议最终离开的故事……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萧红、林徽因等民国女作家的婚姻情感史,富有戏剧性,也引来更多渲染与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感叹,现在有关萧红的传记很多,但不少传记都在渲染萧红和男人们的爱情,弄得萧红像一个滥情的女性。“有些传记穿凿附会,比如萧红和萧军在什么场合下相遇的,本来缺少记载,但传记里却把萧红当时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讲得活灵活现,弄得非常庸俗。”

后来,丁玲又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在上世纪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与萧军等人的情感关系,也成了言情小说式的多角恋。权威传记《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对萧红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并不乐观,“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跟男人的关系很复杂,电影肯定落在大众感兴趣的点上,而容易忽略一个作家最本质的地方。”他直言不讳,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对写作有执著的追求,这一点在电影里很难表现好。萧红活在作品里,只有拥有了广大读者,才算是走近了大众。

丁玲的作品有特点,她的爱情也很传奇。1924年,丁玲在北平与青年编辑胡也频相识,两人相恋结婚。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痛苦斟酌后,丁玲还是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但是,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并相伴终老。

萧红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文学的自由,让人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林贤治动情地说,“在爱情上,如果不追求自由,她可以当姨太太,过舒适的生活,但她宁愿背叛家庭,选择走上流浪的道路。”在他看来,萧红离开萧军,也是因为不能忍受萧军的家暴和不忠,要告别屈辱的生活。萧红追求自由独立,但在一个男性社会里,注定是悲剧。而在文学创作上,萧红不愿意为党派利益支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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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真人,跟萧红悲剧性的命运相比,林徽因的家庭出身更好,各方面都更加幸运。“林徽因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既会写诗、散文,还是一位建筑学家。她在少女时代就到西方留学,接触到摄影技术,当时是很时尚的生活方式。”王一珂说,林徽因漂亮且有文化内涵,带有今天影视明星都不具备的魅力,被今天的大众读者当成了一个美丽的小资情调的淑女。而真实的林徽因跟大众了解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大不同。

张爱玲:

林徽因仅在政治观念上就发生过很大的变化,1948年后,她和梁思成都变成了极左派,跟胡适、梁实秋等人决裂,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转变。今天的大众并不了解她的政治观念。王一珂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本月推出的林徽因文集,比以往的集子都要齐全,但还是有部分稿子目前没法问世。“林徽因留有700多封英文书信没有收入文集,梁家不同意发表。”王一珂说,假如这些书信公布,里面涉及很多隐私,甚至会颠覆大众心目中林徽因的大家闺秀形象。

看透人性不堪人生苍凉

女作家张爱玲更是被大众误读,被当成了小资代言人。在微博、微信上,流传着大量的所谓林徽因、张爱玲语录,很多句子还伪托俩人所作,大多是有关婚姻爱情之类的心灵鸡汤。“张爱玲的作品门槛其实很高,很多读者未必读完她的作品,但她文章中的句子被大家喜欢。”止庵笑道,张爱玲被误读成小资代言人,有巧合也有阴差阳错。在解玺璋眼里,张爱玲的作品很市民化,恰好迎合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受到大众的热捧。

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张爱玲已神化,萧红被低估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

跟生前的声名相比,民国女作家们的文学地位,身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之中,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变化最大。因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的作品1949年后在大陆一度销声匿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发掘,张爱玲的作品受到空前重视,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张迷”。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民国女作家拥有市场的没有几个人,张爱玲有大量读者,林徽因有不少粉丝,萧红也有一批粉丝,其他作家几乎没有多少读者。”止庵举例,像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虽然去年才过世,但她的作品早已被人遗忘。石评梅、庐隐、苏青等才女也是如此。也许因为她们的私生活偏平淡,文学成就又相对较低,现在就没什么人关注她们的作品了。

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

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肩负太多文学以外的任务,起初讲个性解放、妇女自由,后来是抗战救亡,文学服务于政治,大部分民国女作家创作的背后是阶级论。“丁玲非常典型,从早期的个性解放作品,变成后来的阶级斗争主题。”止庵犀利地指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笔下的人物,当时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现在知音难觅了。丁玲曾是最有名的现代女作家,但如今她的文学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一流掉到三四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