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1921—1966),浙江杭州人,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精于多门欧洲语言,在新诗写作方面成就极高,外文译作备受称道。被认为如天假以年,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五卷本《吴兴华全集》出版,除诗文外,还收录论文、书信、译作,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作为诗人的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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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本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上为浙江海宁望族,1932年入南开高中后开始写新诗,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1940年毕业后留校,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赴缅甸对日作战。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探险队》,1947年自印诗集《穆旦诗集》,1948年出版诗集《旗》。1949年初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赴泰国,同年8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及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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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文学才华。1934—1935年间曾以本名和笔名“穆旦”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诗文,1936—1937年间以“慕旦”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状态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

  吴兴华文学身份多种多样,说他是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学者、英美文学教育家,等等,都对,都不错。若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新诗人,才最为重要。但他又是写了许多新诗却在生前没有出过一本新诗集的诗人,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少见。对与他一起在1940年代诗坛崛起的穆旦,吴兴华在1947年12月26日给宋淇的信中就明确表示:穆旦“从许多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最有希望的新诗人”。穆旦生前毕竟已出过《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三本新诗集,而吴兴华却一本也没有。1949年以后的30多年时间,这位新诗人几乎被遗忘了。只在1957年昙花一现,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发表了《咏古事二首》。时光流转,一直要到消失37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推出“吴兴华专辑”,他的名字和诗作才开始进入中国新诗研究者的视野。这种情形与张爱玲重新“出土”,庶几类似。1988年1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奔星先生主编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吴兴华以一首《西迦》入选。1998年12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吴兴华入选18题20首之多,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沦陷区新诗人,可见研究者已越来越重视吴兴华。200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了《吴兴华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分诗卷和文卷两册。这是第一部吴兴华文学创作、评论和译文集,虽然缺漏在所难免。

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和排斥后,作为诗人的穆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在今天,穆旦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被视为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代表了一个时代。

  之所以简要回顾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吴兴华的出版和接受史,无非是要说明对吴兴华这位杰出的诗人,出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伊始,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吴兴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一件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迎的大事,是建立吴兴华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环。从篇幅而言,《全集》诗集共收164题,两百多首新诗,而《诗文集》仅收63题,八九十首诗;《全集》文集收其对中外文学的评论和散文共25篇,而《诗文集》仅收16篇。特别是文集还收录新找到的吴兴华的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十分难得。《全集》新增单独的译文集,译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单列一卷,这样,译文部分在《全集》中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由此也进一步凸现了翻译在吴兴华文字生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两相比较,显而易见,《全集》展现了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吴兴华,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早年穆旦之所以不到三十岁就达到这样的境地,除了他过人的诗歌才赋和时代的因素,众所周知,和他所受到的英国现代诗的影响分不开。更可贵的是,穆旦的创造和整合能力与他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一样令人叹服。他接受的影响促成了他的艺术锐变,但他的诗却不是西方现代诗的“读后感”,更不是有人所说的所谓“复制”。他那些交织着现代意识、民族忧患和时代批判性的诗篇,体现了强劲的创作活力。如果穆旦的创作能够持续、深入下去,他很可能会将他自己及那个年代的中国新诗带向一个更高的境地。很“可惜”的是,在这之后,穆旦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代替他的,是一个诗歌翻译家向我们走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全集》“首次公开吴兴华写给挚友宋淇的书信六十余封”,这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犹记张爱玲《小团圆》出版前后,我数次拜访香港宋以朗兄,翻阅过他出示的吴兴华致宋淇的这批手札和吴兴华诗稿,还有傅雷和钱锺书致宋淇的大批信札。而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终于整理问世,实在令人高兴。“全集”是一个作家毕生文字成果的总汇,所谓“全”就是“完全”、“全部”、“完整”之意。现代文学研究界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全集”不仅应该收入作家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类作品、作家留下的手稿,还应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无可替代的他的书信和日记,哪怕由于这样那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一时不能全部收入至少也应收入部分,否则称之为“全集”难免引起质疑。证之以鲁迅、巴金等的全集,莫不如此,最近出版的《冯雪峰全集》甚至把他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交代和“揭发”材料都收入了。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尊重历史。因此《全集》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完整收入,单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实了。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这批自1940年7月18日起,至1952年7月19日戛然中断的信札,时间跨度长达12年,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一封不缺,但吴兴华致宋淇信札的绝大部分,应该都在了。这批信札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吴兴华视宋淇为挚友、畏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通都是论学书简。吴兴华在信中向宋淇畅谈读诗写诗心得,交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的看法,……因为是私人通信,没有顾虑,所以他在信中不断臧否当代作家和诗人,赞弹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许多新文学家,虽然他自己也一直写新诗。他1942年6月29日信中明确表示:“现代这些文学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连李健吾也在内,读过一点外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们学问更比起古人最浅陋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怎能对他人妄加讥评?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白话全好派’”。同年11月23日信中又提醒对方:“我劝你不要太为一班新文学家所迷,看不起古人。”1943年7月8日信中又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想起来也可笑,我们现在不得不payforthefollyof那些‘五四’的博士们,他们胡乱的推翻打碎,结果责任落到我们晚一辈的肩上来再作挽救工作。此外我还有些咏古诗也是纯粹以一种‘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写的。……我绝没有把那认为现代文学唯一出路的意思,我是想既然新文学想要‘拔戟自成一军’,就得表示出来它也能容纳过去的文学,特别是其中一些不可否认的美——要完全推翻过去,结果不管它的好丑完全置之不顾,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学现在处处露出完全与过去不发生关系的模样,同时有好些人,blesstheirhearts,还觉得这是新文学足以自傲的地方。我深信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如今要争执的只是接收融化过去文学的程度问题,这是一条必须采取的路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吴兴华这样一再向“亲爱的朋友”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当时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在新诗创作上所作的从题材到形式都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资源的尝试,又与当时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努力异曲同工。(有趣的是他1949年10月13日的信确实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吴兴华虽然是自负的,他在信中对李健吾、梁宗岱、冯至、林庚、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评既是明证,但他对自己的诗作也有深刻的反思,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旦之后,又接着说:“他的语言是百分之百的欧化,这点是我在理论上不大赞成的,虽然在实践上我犯的过错有时和他同样严重,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诗只能给一般对英国诗熟悉的人看,特别是现代英国诗,特别是牛津派,特别是Arden,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中国走得通否?”这段结合自己创作中的问题对穆旦早期诗作的批评我认为切中肯綮,颇有分量。

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那时起到1958年,除了在1957年间发表少许诗作并给自己惹来麻烦外,他全身心投入、或者说“转向”了翻译。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出版了翻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和《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等多部叙事长诗,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此外,他还和袁可嘉合译了《布莱克诗选》,以“梁真”为名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等。

  此外,吴兴华这批信中还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坛交游,如1943年12月11日信中提到毕树棠、常风等“念英文的老前辈”称钱锺书为“国宝”,1944年10月13日信中提到与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1947年1月23日信中写到他与夏氏兄弟一起游览颐和园等等,都是难得的史料。遗憾的是,《全集》对这批书信的整理还不尽如人意。1943年12月11日信中的“华树棠”应为毕树棠,1947年10月28日信中的“庞董琴”应为庞薰琹。更不应该的是,编为1943年12月21日的信系年有误。此信开头即云:“悌芬,信及《新语》剪页收到,周煦良先生的介绍言之过重,很叫我惭愧,所选的诗不大惬意,我自觉较好的诗是如《荆璞》《吴起》《贾谊》《岘山》诸篇,及十四行,那些零碎短诗实在当不起承前启后的话。”傅雷、周煦良主编的《新语》半月刊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创刊,吴兴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在1943年就与宋淇讨论《新语》发表自己的诗?而1945年12月5日出版的《新语》第5期正是吴兴华诗作专辑,周煦良关于吴兴华诗那篇有名的也即吴兴华在信中认为“言之过重”的《介绍吴兴华的诗》就发表在这一期。合理的推断是,此信写于1945年12月21日,宋淇在《新语》出版后立即把“剪页”寄给吴兴华,才引出了吴兴华这一段议论。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为代价的。

  与书信集的个别失误相比,《全集》诗集分量最重,问题也最大。诗集所收两百多首诗,明确注明出处的仅40多题50多首,加上诗末注明写作时间的16题20多首左右,总共约80余首可知发表或写作时间,其余一概欠奉。作为一部作家全集,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当然,可以说其余诗作均来自吴兴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诗集并未作任何明确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无题十二首》,注明了“自吴兴华手稿录之”,那么其他许许多多首诗是根据什么“录之”的呢?哪些是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录出,哪些是从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录出,或者两者互见的,《全集》编者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这个许多诗作不明出处的问题在《诗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严重更突出了。

回溯中国新诗史,纵然许多诗人都曾从事过翻译或是作为诗人翻译家而存在,但穆旦的情况与他们并不相同:卞之琳最初是从译诗开始,然后“写新诗寄感”、译诗与写诗相得益彰,戴望舒成名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而穆旦呢,在其早年全力投入创作,他是在三十多岁正当盛年的阶段转向翻译的,而且不是作为与创作相伴随的翻译,是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涯。

  从《全集》各集看,似乎是所收诗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虽然也未明确交代。以此标准查对诗集,仍令人费解。前述吴兴华在1957年8月号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

  《人民文学》发表了《咏古事二首》,诗集在这两首诗之后,竟然还编排了约占总数一半多的诗作,难道这一大批诗作都是吴兴华1957年以后所写?更奇怪的是,紧接着《咏古事二首》就是吴兴华作于1941年的两首Sonnet(这两首Sonnet《全集》只注明“1941年1月”,其实均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而在《咏古事二首》之前已编排了不少吴兴华1945年发表的诗了。或者编者认为《咏古事二首》也是吴兴华的“少作”,发表于《人民文学》只是旧作重刊?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仍无丝毫说明。总之,诗集到底按什么原则编排的?莫明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编辑体例有点混乱、前后矛盾的结论。

首先,他在美国的那三年多时间大都在结婚成家、求学打工中度过,尤其是国内“翻天覆地”的巨变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向往,这使他并没有真正沉下来并触到他的言辞之根。归国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天真。归国后所经受的一切,也使他明白了: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过去送葬。他过去的那个自我包括他那种诗的写作已完全与一个新时代不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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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就是“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的主要原因。他转向一个职业译者,就是他为过去的那个诗人“送葬”的一种方式。

吴兴华译《黎尔克诗选》(1944)

至于为什么穆旦在那时会主要选择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来译,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虽然穆旦被视为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人,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并非是那样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实际上,置身于五十年代国内的那种环境中,普希金的诗很可能会比艾略特的诗使他感到更为亲切。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力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

  另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提出。《全集》前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明确告诉我们,吴兴华“笔名梁文星、钦江等”。钦江这个笔名,《全集》文集所收《现在的新诗》文末注明“(原载《燕京文学》,1941年11月,第3卷第2期,署名‘钦江’)”,已得到落实。那么,笔名梁文星在哪些诗文发表时使用过呢?《全集》又一概欠奉。这又是一个重大疏漏。众所周知,“梁文星”是吴兴华的被笔名。1952年之后,梁宋联系被迫中断。宋淇后来选出吴兴华先前寄给他的一些诗文以梁文星的笔名交香港《人人文学》、台北《文学杂志》等刊发表,所以港台文学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只知梁文星不知吴兴华。不妨仅以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第1卷刊登的吴兴华作品一览表为例略加说明:

就这样,诗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后《九叶集》出版,主要是作为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等人的译者出现并为广大读者所知。除了朋友圈子,无人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穆旦作为中国四十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已被彻底遗忘。

  岘山(诗)梁文星1956年9月1卷1期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王佐良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就是命运的造就。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