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认为钱钟书其实是看得最透的人。他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谓洁身自好,但又不掺和到酱缸里面去,对现实政治甚至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疏远,甚至自觉疏远。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按理说,改革开放以后按他的智商和学习准备基础,应该有许多新的理论创造甚至总结性著作出来,但事实上没有。钱钟书只是守住原来的知识体系,整理原来的知识积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也是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都是太聪明的人。看透了,心凉了,不愿再写,并进行自我保护。

[13]
徐鹏远专访:《从未停歇过的钱理群,如今有了廉颇老矣之感》,《凤凰文化》2017年7月26日。

  唐小兵:这引出了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你反复用精神迷误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处境与心灵,一方面中国文化有一种强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强调责任感,要参与社会和国家建设,要勇敢地发声;但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甚至像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缺乏一种责任伦理或者对政治的实际进程充分的了解政治能力和心智成熟。这就陷入两难困境的悖论之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状态才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竹内好认为决定着鲁迅近乎宿命般地将自己“卷入”中国文坛的动力,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参照这个“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启蒙者鲁迅仅仅是一种“表象”。这种“本质性”的鲁迅思想,形成于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居住于北京的时段,竹内好以佛教哲学用语的“回心”来命名。汪晖在关于鲁迅思想形成的解读中,则更为历史化地将这种坚持和执著解释为“忠诚”,对辛亥革命激起的、曾经有过的“梦”的忠诚[12]。与此相似,如果要追溯钱理群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并非80年代他步入学术界的时期,而是此前的50-60年代。在80年代的新生代学人中,钱理群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事实上并非“知青一代”,而属于更年长的“右派一代”。他是50年代的大学生、60年代的基层社会知识分子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民间知识分子,在步入北大之前,他的思想和基本气质已经形成。他常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但这种“理想主义”的实质内涵并非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气质。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最后发现我自己的内在气质都是革命带来的”,“我们对中国革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具体是有质疑的,但是内在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继承了,比如理想主义、对真理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现在大家看重的我的气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革命带来的,是革命加鲁迅”[13]。这或许是一种更切近钱理群精神气质的判断。这种革命气质的“本质”,在于对“现状”的否定性姿态以及始终保留的、朝向未来开放的理想主义视野。如果不惮于做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我认为这样一种内在气质,正是钱理群之为钱理群的“生命的、原理的”要素。而鲁迅作为一种自我实践的思想资源所注入的,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精神[14]。这也使得“革命”从毛泽东时代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转化为一种“本体论”式的精神气质,由此,“革命”与“反抗绝望”共同构成了批判性实践的动力与源泉。

  钱理群:这和我自己的思想经历有关,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左翼传统培养出来的,当五四运动发生分化时,我们属于左翼传统。我现在身上左翼的传统都淡化了,某些具体的观点、言论、做法都淡化了,只留下一些带有本质性的东西。

[16] 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收入《鲁迅与当代中国》,第33页。

  沈从文1972年6月8日致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陈乔之。信中谈服装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亦谈及工作、生活中各项艰辛窘迫。沈从文家书与书信,用的都是平常、清新的语言,这一点在“
文革”年代尤为可贵。

一、实践性的“鲁迅原理”

他还提出一个隐忧: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要消失,而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后都离开农村,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到晚年就大写体力劳动者的颂歌,强调既要保证你的脑力劳动,也要从事体力劳动。这在今天看来非常深刻。可见赵树理不仅在坚守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些思想资源。实际上,坚守住的就是这么几个人。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16年版

AG真人 1

[26]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第8-9页。

  唐小兵:你在书中反复重申一个经典性的主题:上世纪50年代以后,像沈从文、梁漱溟、王瑶、赵树理,废名、胡风等知识人,无论是偏自由主义还是倾向左翼的,或是儒家知识分子,都在寻找跟新中国的契合点。你认为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自觉的追求。但回头看,即使他们这样地努力,最后还是难以避免悲剧性的历史命运。

竹内好曾说,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代表了“近代文学的全史”。中国近代文学经历了从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到民族主义文学的三个阶段,“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竹内好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获得了如此长的生命?”无论在哪个时期,鲁迅都并不是“先觉者”,“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面拉将出来”。在另一处则说:“他通过论争在中国文学中选择出了自己,而他自身又以此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传统。鲁迅和中国文学既互处对立的两极,同时又媒介于‘挣扎’而整合为一体”[9]。

  钱理群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大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理群在《和宝钢人谈鲁迅》这篇长文中颇为系统地阐释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及其在今天中国的意义。他首先提出了当下中国面临的时代性问题:“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经济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的东方大国,将向何处去?”这就在“现代化”这一20世纪中国核心议题的基础上将鲁迅时代与当代中国联系起来。他所谓“四大重建”,其核心是“要创造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欢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立人”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立人”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被概括为“个人”、“精神”、“自由”,而其基本目标则是鲁迅所说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里提出的“立人”思想,正如同“批判”法则,也是钱理群综合鲁迅思想提出的基本原则。其特点之一,是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确立鲁迅的当代意义,另一则是并不将“立人”仅仅视为个人主义的诉求,而试图在“民族”与“个人”、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关系,他称之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知识分子与群众:在改造中坚守住的是极少数

钱理群鲁迅研究的三个阶段与当代中国的历史也形成了类似的关系模式。他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内涵,但在每个时期,钱理群都不是“先觉者”。50-60年代不说,在80年代,当文学界同行们已经在高歌猛进展开“新启蒙”时,他却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包袱也特别重”,“在摆脱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鲁迅研究模式的束缚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10]。正是自觉地意识到身上背负的“历史包袱”,因此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明确的“一系列的理论设计,研究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设计”。这种“自觉性”使他既能与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发生直接对话,同时又并不完全限制在主流启蒙话语里。90年代后同样如此。中国社会的变化使他意识到自己80年代学术思考和研究的“缺陷”,但同时,面对着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他又难以完全认同。他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面对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越来越尖锐与复杂的中国问题,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我应该确立怎样的基本立场,我要作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个问题“曾经一度让我寝食难安”[11]。或许,这也正是竹内好鲁迅意义上的“挣扎”。“挣扎”的涵义并非完全是被动性的,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认同什么,同时也有强烈的意愿和意志坚持让自己“卷入”其中,由此在与“时代”的对话性关系中“选择”出自己。这是竹内好所阐释的鲁迅方式,也可以说是钱理群的方式。那种不得不“卷入”时代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读钱理群的书,唐小兵想起了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书中讨论了如海德格尔、施密特等知识分子为希特勒极权政治背书的例子。现代社会知识专业化和工作职业化以后,知识分子与实际政治越来越疏离。但他们与政治的牵扯则越发复杂,直指人性与现代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

从这样的研究谱系来看,《鲁迅与当代中国》是基于钱理群的“鲁迅原理”所做的一种新的历史实践。其实践内容和方式,既涉及对知识分子作为实践主体的重构,也涉及超越知识阶级限定、面向普通国民的“启蒙”实践的重新理解。

  这个老头现年77岁,他有一双纯真的眼睛,这双眼睛透露出的坦率与纯粹,令人想起李贽的“童心说”。他是钱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

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三联书店2013年版

按:

三、“立人”的法则:国民教育与启蒙者鲁迅

  钱理群:这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些知识人对国家怎么走有一些很强烈的主张,而以前的历史对这个群体的描述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我们对沈从文有很深的误解,认定他是一个田园诗人,但其实他有一整套政治看法;老舍也有一套治国的方略。这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传统的表现。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真正超然、想避世的是极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通过不同方式来参与政治。知识分子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肯定中国革命,也肯定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成绩,认同民族国家统一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抗美援朝能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

“启蒙”问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后,就成为20世纪中国的核心议题。但正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AG真人 ,29]这一影响深远的文章中的表述,“启蒙”常被视为与“人道主义”“人性”等知识密切相关的个人议题,其实践内容则是如何将西方16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知识和理念转化到中国。启蒙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不仅与国家民族“救亡”活动彼此冲突,而且也呈现为阶级性的区隔与矛盾。福柯认为,自康德18世纪提出“何谓启蒙”这一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以来,人们对“启蒙”的考察总是从“认识方面”提出的,而忽略了对“权力问题”的考察,由此导致了“启蒙问题的对应物和反面:理性化如何导致权力的狂热”。在福柯看来,“关键并不在于描述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权力,一方如何压制另一方,或者另一方如何滥用一方,而在于描述知识-权力的连接网,此连接网可使人把握是什么构成了某一体系的可接受性”[30]。简而言之,启蒙关涉的并非一种“知识”或这种知识的正误,而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也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国知识界在谈论启蒙问题常忽略的。可以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即源自一种上下不均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在中国古典社会中,“士大夫”是沟通上层皇权和下层乡村社会的中介物,他们独占规范性知识的书写权和阐释权,因此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扮演的是“国师”“师儒”的角色[31]。晚晴与五四时期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虽然摆脱了传统士绅阶级的命运而成为专业化领域的新阶级,但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仍旧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东部发达地区和内陆乡村特别是知识阶层与农民之间的等级与区隔,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落差。这种在中国社会及其置身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的上下结构落差,使得知识分子展开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内在地依赖这种等级结构所造就的权力关系,即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代言者与被代言者等。在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关系中,“启蒙”的问题被转化为一种作为“真理”的知识问题,而忽略了在知识、权力与主体关系间形成的一种实质性“批判态度”。

  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历史,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岁月沧桑》中贯穿两个核心主题,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坚守。上世纪50年代后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若以全世界的视野来看,也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独一无二。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其实是自觉或者半自觉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内疚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系和自我参照中,钱理群确定了他理想中批判主体的位置。这样一种主体诉求显然是指向“知识分子”群体的。与在同中小学生、工人等社会群体侧重谈论“立人”思想不同,钱理群谈论“真的知识阶级”的场合所面对的都是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和学者,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界定和理解。鲁迅在1927年所做的两场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革命的歧途》,被钱理群认为是理解左翼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两篇文章,他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界定基本上是从这两篇文章中引申出来的。正如鲁迅的独特构词法,“真的知识阶级”与“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相对,要强调的是一种与其字面含义相匹配的实质性内涵。真假知识阶级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知识”、受过一定教育,同时也被社会视为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成为“真的知识阶级”的实质性因素,不在其外在的条件,而在其作为批判主体的自我要求。在这一意义上,“真的知识阶级”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毋宁是一个批判性的功能概念,是批判主体的自我要求和自我实践。其关键不仅在“知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在“知识”、“主体”与“权力”间的关系。这也就必须追问“批判到底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

阅读原文

[33]
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收入《鲁迅与当代中国》,第34-35页。

前线与底线:在艰难环境中守住底线

[35]
钱理群:《“东亚鲁迅”的意义——对韩国学者刘世钟教授〈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一文的响应》,收入《鲁迅与当代中国》,第55页。

左翼传统的本质:真正的平等在彼岸存在

[41]
钱理群:《如何看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收入《鲁迅与当代中国》,第505页。

  钱理群: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选择,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还有一个前提,那个时候,无论哪一派,他们确实都对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了。沈从文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他对新时代的特征很有预见:“思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信从与信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发自肺腑,像沈从文就说,“这样一个新中国,怎么能没有我!”在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结束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新的时代究竟应该怎么走,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又对新中国有不同的预期与想象。

[20] 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

  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有的研究动力都来自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他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29]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初刊于《走向未来》杂志1986年创刊号,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此文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唐小兵

AG真人 2

  还有一种类型是我自己最推崇的,就是间接的政治参与,比如说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倡导改革、发表意见。你不一定对当下政治直接发表意见,却可用文化实践产生影响,因为目前能做的反而是这些领域。当下在这些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参与。

[1]
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第5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还有一个就是赵树理。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民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就他一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对社会主义农村怎么搞,包括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理解,也坚持和努力保持农村、农民的统一立场。他说:“我是农民的圣人,知识分子的傻瓜”,这句话太妙了。首先他本身是现代知识分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但他跟其他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没有屈服过。另外,他不是简单的农民代表,他有社会主义理想。他有几个标准,如生产要发展、农民要获得实际利益、法律的伦理化,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珍贵。

钱理群先生《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收录的内容,“基本上都写在2002年退休以后,大都是演讲稿和序言”[1]。本书代表的是钱理群有关鲁迅思想、文学的最新观点和看法,其表达形式,则非纯粹学院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把鲁迅精神资源转化为社会、教育资源”的实践形态。这也决定了本书的独特意义。

  唐小兵:5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你在《岁月沧桑》中反复谈到的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像沈从文的“新人民观”,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让老百姓翻身’的历史变革;共产党及其领袖‘代表的是万万劳苦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心声’”。像赵树理的小说,总要写关于真正的农民的生活,要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来说话。在这种主流价值叙述中,“民众”、“人民”、“农民”这些大词被无限崇高化、神圣化。这就像对所有的知识分子施了一个魔咒,每个人都屈服在这个大词前面。

[2] 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第528页。

AG真人 3

[39] 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收入《福柯集》,第532页。

  钱理群:后一个是独立于政党的,我很明确说过自己是鲁迅派的,总体上其实是偏左翼的。真正的批判性除了反思和批评之外,还取决于自我批判。是否真正的左翼,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批评自己。自以为有一个左翼的立场掌握了真理,就要把异端全部打倒,从不自我反思,或革命政党所要求的“自我诋毁、自我污名化”,都不是真正的左翼,也不叫自我批判。

[3]
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上的讲话》。

  唐小兵:前段时间争议很大的钱钟书、杨绛夫妇在50年代后的处境与选择,也涉及“守住底线”或者说“消极自由”的问题。

这一从学院到社会、从学界到普通民众的对话与转化过程,特别是其具体的鲁迅阐释方式,包含了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及其自我主体实践的一个“原理性”内核。从根本上,这个“内核”也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说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批判实践,都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不均等的阶层区隔与自上而下展开的权力结构,那么,在普遍现代化的今天,超越知识阶级的限定而又坚持启蒙的实践是可能的吗?身为知识分子,如何批判,怎样启蒙?

AG真人 4

[36] 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第528页。

  钱理群:这涉及中国的一个传统。总体来说,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被两个东西给罩住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道”或者说“道统”,一个是对帝王的依附性。个体性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比较微弱,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总要从更抽象的“天命”、“天理”或者人格化的“皇帝”那里寻找。当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一个优势,体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让人放弃个人的独立,把更高的价值给丢掉了,包括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个人的独立、对真理的追求。

注释:

  唐小兵:你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也谈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它也是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在新的革命政治里面,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启蒙者的社会角色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变成了被启蒙者和被教育者。教育知识分子的除了党,还有此前在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底层的工农大众。在自上而下的改造和角色颠倒之中,那些坚守基本价值理念和人文立场的知识人,究竟是依靠什么思想资源在支撑?

[40]
钱理群:《对鲁迅与胡适的几点认识》,收入《鲁迅与当代中国》,第525页。

  唐小兵:以前读废名的那些散文,感觉他是很超然世外的知识人,从没有想到原来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乃至政治蓝图。

[4]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40、45-46页,孙歌编,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唐小兵:你在书中还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一方面受到五四运动启蒙观念的影响,这种启蒙思想和价值观念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闯入,从一个遥远的异邦移植过来;另一方面,左翼的知识分子又有追求民族现代化,甚至追求民主自身独特性的自觉追求。所以,这中间有纠结、有矛盾。

[25]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第223-231页,《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这条底线延续至今,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让后人看到过往挣扎,也看到在底线之上重立独立人格与思考甚至是语言的可能性。

钱理群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的“时代性”。他在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后三个阶段的鲁迅研究,都与那个时期的主流时代精神发生了密切的交互关系,“革命”、“启蒙”、“左翼”或“批判”构成了其间的三个关键词。关于50-60年代革命范式的鲁迅研究,钱理群将其概括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关于80年代的启蒙范式,他称之为“‘个人’、‘民族’、‘人类’统一”和“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立人’思想”,而90年代的鲁迅观其核心则在“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和“鲁迅左翼”传统[8]。从表面上看,这些鲁迅观是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但无论在哪个时期,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一方面与时代精神进行着直接的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从这些变化的鲁迅形象中,我们又能清晰地读出明显的“钱理群风格”。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钱理群的变化,而是支配着这种变化的某种带有“原理性”的不变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了钱理群必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和相应的精神诉求而做出不同的鲁迅解读,是他能超越当代中国的每个具体阶段而始终“卷入”时代精神的缘由,同时也是他在变化的表象下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延伸阅读:

这是钱理群在长期鲁迅研究基础上面对21世纪中国发言、直接回应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人精神诉求的产物。“演讲稿和序言”的形式,使本书提出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对话性、可传播性和普及性特点。在这种实践格局中,“鲁迅”作为一个谈论对象最富活力的地方,是其与当代中国人对话、沟通、交流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本书的对话对象不限于鲁迅研究者,而更多地涉及“学术界”以外的人群,比如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师、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宝钢工人与干部乃至医学界、媒体人等;同时还有地域范围的扩大,不限于大陆学界,还包括台湾、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与研究者。钱理群说,“这都是自觉地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2]。

AG真人 5

鲁迅界定“真的知识阶级”的1920年代后期与钱理群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位置的90年代后期的中国,有许多关联性,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复杂经验作为一种“遗产与债务”的现实存在。钱理群强调“真的知识阶级”要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要注重“实践与行动”,都与1920年代知识群体的左翼化密切相关,而关于“永远批判”“永远站在体制外”,则纳入了钱理群自身的理解。福柯将“批判”界定为与“治理”的关系,所谓“批判”指的是“如何不愿被这样治理”的艺术,而不是也不存在永远“不被治理”[26]。也就是说,批判总是针对具体的治理体制而言的,它永远在体制的内部并针对体制所展开,而不意味着不进入体制,关键是如何指认“体制”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一个有意味的例子,是钱理群用“鲁迅左翼”传统来阐释台湾作家陈映真时,忽略了陈映真在90年代后的政党政治实践[27]。

我一直认为鲁迅和胡适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胡适是直接参与到体制里面,但是在这个体制里保持独立;鲁迅就是在体制外,保持一种独立。——钱理群

[37]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第31-3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钱理群:可以肯定地说,实际生活脱离不了政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有不同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参与,或是政治运动,或是参与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一种是社会运动,包括抗议运动、维权运动等。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一个是体制外的政治。

在评价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时,钱理群曾提出“生命学派”这一说法:融入了研究者强烈的生命体验,并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存在着“生命交融”[6]。“生命”一词显示出这种学术研究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操作和思辨,同时还是塑造和实践自我的一种方式。固然,学术研究如何处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关系,即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可以做许多辨析,这里的关键是研究者主体性的介入方式,即学术研究的推进同时也是研究者个人生命的实践过程,“知识”与“主体”之间构成了彼此塑造的关系。这同时也形成了钱理群与鲁迅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关联方式。鲁迅作为“经典”本身的丰富性内涵所提供的仅是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钱理群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性内涵的呈现。汪晖曾颠倒“经典”与“传、注”的关系这样说:“不是经典产生传、注,而是专、注创造经典。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系谱学观点”[7]。同样可以说,不是鲁迅经典形成了钱理群,而是钱理群创造了鲁迅的经典地位。这其中,重要的是钱理群的创造性阐释,这也是他的自我主体性实践的关键所在。

  唐小兵: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聪明地保持沉默的“犬儒知识分子”,面对不义之恶,缺乏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气。

[12]
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第146-147页。

  在中国,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知识分子仍深受士大夫传统影响。经晚清和民国巨变后,他们改造家国的努力在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碎成了每个个体的悲剧性命运中的颠倒梦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者成了奢望,后者成了底线。

[9]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0-14页。

新京报|唐小兵:一个老理想主义者眼中那曾经的“改造”与“坚守”

[30]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第26-30页,潘培庆译。

AG真人 6

[31]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

邵燕祥,当代诗人,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判。直到1978
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

[21]
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第61页,杜维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来源|新京报

[15]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