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童世骏,1958年生。硕士阶段,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博士阶段,师从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终身教授、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
他于2000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了讨论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英文专著以后,正作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承担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项目。
主要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我说中国人常常把北欧模式与恩格斯的后期思想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说,没关系。这本书之所以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19世纪的故事,就是要说明在第二国际产生之前,挪威已经建立了社会信任,开始形成了福利国家赖以形成的平等主义的文化。接下来又讲了两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是在工业化引发的阶级分化后,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订立了社会契约,解决工业化之后的工人跟老板,工人跟农民这些关系问题。另一个节点就是二次大战,二次大战的被占领让挪威人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它既是一个小国,又是一个民族,这样一种民族的共同认同感就产生了。平等主义、福利主义的文化作为福利国家的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

讲题: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社会 主讲人:上海社会科学院
党委副书记 童世骏AG真人娱乐,时间:10月20日晚7:00 地点:图书馆202
欢迎广大师生届时前往听讲!

特殊性的魔咒

理性哲学四个阶段1.超越实体的理性:泰勒斯、柏拉图、黑格尔
2.事物属性的理性(rationality):笛卡尔、洛克、亚当·斯密、康德
3.话语根据的理性:休谟、尼采、罗尔斯、哈贝马斯
4.对根据之态度的理性(reasonableness):西方文化走向东方文化,殊途同归

编辑|董盈盈

党委宣传部2010年10月18日

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

《多元现代性》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接受了或默认了一套人类共同的关于文明和进步的标准。如果完全抛弃这个普遍标准,我们也就失去了自信所依据的现实基础。离开普遍性来谈论特殊性,在哲学上是自我颠覆的理论。所以,我们不可能走得更远,我们很难再去质疑“我们到底要不要现代化”。这种发问看上去似乎更为根本,更有勇气,但却是一种理论上的幼稚与癫狂。中国已经站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我们无法退得更远。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我们要从起点开始,而不是从更早开始。

对于《多元现代性》一书,童世骏教授在座谈会上认为,这本书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希尔贝克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西方’除了北美还有欧洲,在欧洲除了西欧还有北欧,在北欧除了瑞典还有挪威,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以上内容根据童世骏教授、赵修义教授、郁振华教授和刘擎教授在“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与另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另类现代性”,也有译成“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还有一个是“反思的现代性”。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是递进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希望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有其独特特点,虽然没有说谁高谁低,但是西方中心论的意思其实是很明显的。但在我看来,这是讨论“多重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性”的出发点。针对这个观念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可以是个描述的概念,也可以是个规范的概念。

他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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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我们相信,中国实际上是特殊的,也应该继续特殊下去,并且反复重申我们有自信来坚持一条特殊的道路。特殊性的魔咒可以让人们走得更远,甚至不止于寻求另类现代性。

【童世骏】

  现年77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是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郁振华】

希尔贝克说,这是一个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讲斯堪的纳维亚会很自然地讲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混合经济、福利社会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老套的话了。那么我们的老师也不愿意重复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他想更深入地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经验意味着什么。他的工作,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怎样以哲学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故事。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是如何对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加以概念化,这是哲学家从事这种研究的一个特征。

希尔贝克的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要讲一讲中国的认知现代化的故事,包括它的进步、它的问题、到底怎么走过来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对三种合理性的讨论当中,都特别提到了其人格化体现,就是说,在这两个时段中,都有所谓作为“理想类型”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说在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在二战以后的阶段当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

赵修义教授批评中国人对普遍性模式的着迷,但刘擎教授要反问的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在他看来,特殊性本身或许有内在的价值,因为它鼓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特殊性的诉求是为了寻求一种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好的方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归根结底是探索一种适合本土语境的恰当的实践方式。希尔贝克讲的‘解释的合理性’,是一种基于具体语境合理性,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立了联系。因为普遍的‘好’只有找到合适的体现方式,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能心悦诚服的‘好’。所以特殊性诉求内在地要求有一个好的理由,一个价值的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时候大谈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搞市场经济之后,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经常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问题不是要不要学习人家的经验,而是好像自己做的事情,总要找到一个人家做过的“模式”加以概括,才算放心。这可以称为“模式情结”。这种思想方法恐怕是要好好反思。

挪威的经验如果说对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能有所启发的话,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挪威政治文化当中的相互信任(互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特别是民众和官员之间的互信。

  

但他非常明确地在书中表示,他不赞成用“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这样一个概念。认为不要把挪威的故事人为地上升为一种“模式”。他的结论是:一方面“北欧的现代化过程体现了一些普遍的特点”;另一方面不能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可以从历史背景中轻易提取出的规定‘模式’。因此不能把北欧现代化过程取得的洞见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北欧现代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表明西方现代化比我们所关注的基于英美经验或法国经验形成的简化模式更为多样”。而北欧国家又都是小国。这也是必须注意的。

论辩合理性是希尔贝克对现代性的理解的核心,但他的理解有两种表达,一种是他说出来的内容,一种是他用来说的方式。他的书里面讲了很多现代的东西,讲了以论辩合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在挪威是怎么形成的。同时他的讲述也是对论辩合理性的实践,他的整个叙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作为挪威现代化的经历者、体验者来讲述,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方式的反思性又多了一种具体性,他一方面承认一个很普遍的理论核心,但这个理论核心的表现形式是很具体的。我刚才用了三个概念,另类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到了反思现代性这个层面又有三个概念,一个是“有办法”,一个是“讲道理”,一个是“说故事”,希尔贝克的书可以说是用“说故事”来“讲道理”,用“讲道理”来弥补“有办法”。“有办法”的意思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具合理性”,从韦伯开始把“现代化”理解为“工具理性化”,描述的是一个片面的现代化过程,只强调“有办法”,而没有看到“现代化”作为“理性化”的过程,还应该包括“讲道理”的方面,也就是论辩合理性的方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深度反思性的方面。要克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片面性,就是把“有办法”和“讲道理”结合起来。注重“讲道理”有助于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矛盾,因为不同语境当中虽然都是讲道理,但所讲的道理、讲道理的方式,是不同的。如何呈现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呢?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就有第三个概念,“说故事”。我不知道在思想史的哪个阶段上,在哲学思考的哪个层面上,“说故事”变成是“讲道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说故事的过程中,你一定要重视具体的情境,要强调情境的具体性,一定要有对细节的敏感性,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反思性,因为你在讲自己的故事。

希尔贝克曾担任著名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助教,现为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也是挪威科学艺术学院、挪威皇家科学与文学协会的成员。他在合理性和现代化、政治哲学和科学论方面有深厚造诣,并以跨越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而著称。希尔贝克的新作《多元现代性》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对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多元共存的。

这项探究的结果是对于现代性的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这是希尔贝克讨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作为一种完整的现代性,三种合理性都不可或缺,都应该充分地展开。他建议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即抽去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关的种种建制和实践、思想和文化,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抽空了这一切,现代人将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他认为这是现代性的普遍的方面。其次他觉得这三种合理性的展开,都是跟各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相联系的,展开于特定的时空中。三种合理性的具体实现有其特殊性、多样性。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同样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面,二战的时候五个国家的经历都很不一样。

我们看他的路子也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在韦伯、哈贝马斯的传统里面,把现代性理解为合理性。所以从合理性的角度来切入现代化的问题。不难看到,这项研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也不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而是一个哲学家对现代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