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自然科学有纲、有目、有科、有属,界限利落,标准明确,但“人以群分”中的这个“群”字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团?还是党徒?是行会?或者仅仅是人群数量的集合?说实话,我一直颠三倒四,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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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真人娱乐,虽然不太明白其中的“群”字之意,但我却知道所谓的“分”字是区分的意思。说起来,自古而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一直都特别注重这个“分”字。但矛盾的是,正因为这样的重视,也导致千花竞放,万壑争流的现象,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与之类似的例子出现在《论语》中,在这书里,弟子问仁、孔子讲仁的次数很多,但对“仁”的回答却又最模糊,最多样。虽然后来的孟子企图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给予“仁”一个确定的回答,但后来的朱熹又反问:既然只是仁之端,那便不是仁,仁之起点而已。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仁”也没有清晰的概念,日日说仁而不知仁为何。

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西方哲学家讨论的问题,现代人容易将道德和伦理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间虽然有必要的关联,却存在着差异。道德与伦理有着一定的关系,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间的关系,一起来看看吧。

与孔子之仁仿佛,“分”似乎也遭遇了同样的难堪。我们重视“分”,却往往又分不出一二三四。大概先是分的标准太多样,比如,是用权利大小区分,还是钱财的多少区分?是用门第血统区分,还是个人才能区分?其次是因为标准本身很弹性,权利多大算大?钱财多少算多?血统怎样算才高贵?

礼与仁
儒家学说有两个基本概念:礼与仁。如果进行道德哲学分析,那么,礼可以视为伦理尤其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则可以视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达。

然而,不论区分的标准多么混杂,不能否认的是,既然能区分,首先是因为有区别的存在。倘若没有任何区别,那就无从区分,比如一杯水中这个水分子和那个水分子就很难区分,因为他们一个都是按照一个物之理,从同样的模子中刻出来。

一般认为,儒家学说尤其是道德哲学是以“仁”为核心的。理由有二:其一,礼是孔子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造;其二,在儒家论述中,尤其《论语》中,仁出现频率比礼多,地位也更重要。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礼与仁之间,孔子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建构一个“礼”的社会,还是“仁”的个体?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谁更优位的问题?《论语》中的一段话对“礼”与“仁”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仁”说“礼”,以“礼”立“仁”。可见“仁”的根本目标是“礼”,孔子以“复礼”为自己的使命。“复礼”必须“克己”,“克己”就是超越自己的个别性,达到孔子所谓“大人”的“普遍性”。“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

但人的不同很明显,所以可以分。分类的标准有很多,这反映出人的复杂。如果考虑到人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中生活,那么某种程度上,人自身的复杂,似乎又印证出社会的复杂。

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克己复礼”是一个道德与伦理同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复礼”确实具有目的意义。只是,孔子为了实现“复礼”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如何建构“仁”的道德主体这一问题。他对“仁”之于“礼”的意义强调到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会以为“仁”比“礼”更重要。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伦理与道德在孔子体系中的地位,那就是:礼仁同一,伦理与道德合一,伦理优先。

可是,这些可以“分”的不同从哪里来?人们重视的是哪些不同呢?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具体的阐发和辩证展开。孟子的一段话能够代表儒家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人之有道”与“教以人伦”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人“类于禽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教以人伦”,通过伦理教化,实现人格完善,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

首先是从自然中来。天有日月,人有男女。从逻辑上说,只要地球还没有毁灭,人类还不曾消亡,这种自然主导的分别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既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杜甫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于人类这有限的生灵,以天地为代表的自然,似乎就是永久的化身。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在这一方面可以逆天而行,消除自然的区分。

天与理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具有优先地位。用现代道德哲学的话语诠释,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总是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建构道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诉诸西方式自由意志之类的抽象。

既然人有自然的区别,必然会造成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的不同,源自于生理原因,比如女人有月经,男人没有,这种差别造成的感受就很难互相体会。身既不同,如何感同身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

男女之别,这当然是最粗略的自然划分。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这种差别,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观念意识的改变,这种自然差别和由此带来的某些畸形观念,慢慢都在得到修正。如果说以前把女人视为男人的附庸,还是天经地义,现在谁要是还有这种想法,不能只长一张脸,因为一张脸绝对不够挨唾沫。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上面仅仅说的是自然为主导力量的一和区分事例。但人并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在我当下的理解中,无论是用身、心、灵还是其他的词汇,总是把人看成“三位一体”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既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同时也是精神意义上的人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我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到底是受了基督教里“三位一体”的宗教影响呢,还是受了三角形是最稳定图形,三原色可以调出各种色彩的科学影响,还是三足鼎立、三国演义的政治文化影响,还是真、善、美的追求影响,还是老子“三生无穷”的哲思影响,也许都有一点,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曾经走过的道路对我不再重要,现在走到了哪里才是关键。而现在,我所理解的人,就是三足撑起的鼎的样子。我所汲汲以求和不屑努力的,也正是三方可以自洽,可以圆融的自我。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